据国外媒体报道，“观察者,当他觉得自己在观察一块石头时，如果相信物理学的话，实际上他观察的是石头对他的影响”--伯特兰·罗素

世界上有超过55亿部手机，几乎所有的手机都安装了摄像头：疯狂地记录着正在流逝的时光。我们这个时代见证了这种以难以理解的规模爆炸式发展，甚至还是由所经历的人进行的人类特有活动--记录行为。这场革命对我们看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?

曾 几何时，拍照是一件痛苦的事情;胶卷很贵，而且还不能重拍。在节日时，普通人可能会拍几卷胶卷，也就是说会进行96或144甚至288次曝光，需要最大的 耐心和小心;胶卷很容易曝光，相机必须在绝对确保胶卷卷好了才能打开。然后将胶卷小心放入专用的小盒子里，并远离火源和高温，然后还要送到相片加工地方处 理，或通过特殊邮递发出去;在相片洗出来前需要多日的焦急等待，现在的人无法想象这种愤怒或幸福。

如今一个下午就能片刻不停地拍摄数百张照片。看到照片只需几秒钟而不是几周，如果拍的不好还可以再试一次、五次甚至十几次。

地球上没有其他生物能留住自己不断流逝的时光。这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最大不同之一。最近的发展还显示出另一个更新、更复杂的不同：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种努力的本质、目的以及最终徒劳性。

笔者与洛杉矶摄影师特德·索奎(Ted Soqui)和新奥尔良多媒体艺术家和记者朱莉·德曼斯基(Julie Dermansky)谈论过这些事。

笔者问：我们几乎实时记录着正在发生的事情。这对我们、观众、对你们和你们所在的市场有什么意义?

TS：观众都需要记录...对于有现代头脑的观众，你可以汇集六个月来的报道，但在《新闻周刊》或《时代》杂志，必须一发生就要记录。

JD：两天后就会变成旧闻。

TS：两天后这些就没价值了。是的，几乎是实时的...无处不在。在“占领洛杉矶”期间，最后一天警方来了。我当时正在拍负责那次行动的长官。他在使用黑莓手机，并通过黑莓手机发送命令。

JD：在他们发送短信，我小心翼翼地拍了一些照片。你见过警察有那么多相机么?真的是很好的相机。对于中坚分子，他们记录了一切。

记 录正在不断增长，部分是因为过去二十年里专用设备的成本、制作影片、写书、拍照、写歌的时间和所需技术都在惊人地下降。这意味着，除其他方面外，文化不再 是其他人为我们建立的。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能够自己行动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世界，一个日益是我们自己经历结果组成的世界：来自我们自己生活素材的视频、图 书、博客和照片。我们日益拥有了自己的世界。

由于我们不再需要从外部获得图像、艺术作 品和想象，很多过去文化权威的力量正在削弱。当我们能在Twitter上更快了解突发新闻时，电视新闻就不再那么重要;精美的全国性杂志不得不与博客上文 章和作品的强大吸引力竞争。这似乎未必非常了不起，但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信息的记录和消费方式，而且开始改变真相本身。过去都是政府当局来告诉我们真相， 但现在真相日益成为我们正在调查和暂时达成一致的东西。

对笔者来说，这种转变第一次出 现引入瞩目的迹象是在2006年，当时加州国会议员候选人霍华德·卡鲁吉安(Howard Kaloogian)发布声称是他在巴格达访问时拍摄的照片，并称这些照片显示“伊拉克(包括巴格达)比很多人认为的更平静、更稳定”。但事实证明：这些 照片不是伊拉克的，而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。Daily Kos的读者只花了几天时间就精确确定了照片真实拍摄地。

以 前，对于为了某些政客、公司或事业的利益而编造一些新闻的企图，没有什么可用的反击武器。卡鲁吉安的事情说明，完全可以在专业媒体兴趣范围之外判断出真 相。网络已经发展得足够大，个人可以联合起来，比传统媒体更快、更好地检验事实。虽然不总是这样，也不是专门针对某件事，但有时这种蜂群思维可能无法控制 或可靠关注。这种实现是令人兴奋的。第二天，《纽约时报》就报道了卡鲁吉安的事。

最近 在接受Brooklyn Rail的采访中，画家加里·斯蒂芬(Gary Stephan)从后现代主义角度探讨了政治的作用和艺术重要性。他表示：“现代主义观点的基础是如下思想，这种思想认为文献是开放的，读物是目标和观众 共同组成的。但值得记住的是，这种构成如此新是因为其将替代，至少在法国取代了使绘画完全权威化的大卫和安格尔，他们认为应有一个读物而且只能有一个读 物...绘画成为国家当局的工具，旨在告诉读者国家被控制着，你们被照顾的很好，一切都很好。资产阶级进入这个世界，他们破坏了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二元 论，一切都是怀疑对象，社会角色、社会地位、目标体包括绘画目标体，所有一切都在重新评估。”

似乎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重新评价如现代主义等事物的新时期，但已不是“破坏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二元论”，而是提议大规模的非干涉化。

如 果一个人创造了自己的环境，一个人创造了自己的现实，是的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你创造的现实使你自己成为任何事件权威版的挑战者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。对于集 会、灾难或犯罪现场的目击者在Twitter发布的照片，或第二天报纸公布的“官方”照片，你会更相信哪个?怎么看待文化是“国家政府的工具”?

约 翰·赫尔曼(John Herrman)最近在BuzzFeed发布的文章中，在Instagram公布了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目击者拍摄的照片，连同图片一起发布的还有，向在正确 时间出现在正确地点的职业摄影师发行的主要新闻媒体的评论。这似乎以一种方式暗示，“专业”摄影师不再那么需要;另一方面，在制作我们自己的记录和事件图 像上的日益老练和兴趣，可能意味着这些技巧，为了更好的理解，最终都将得到更高的评价。

似乎将索奎和德曼斯基等摄影师视为天生的寻找者同伴、领导者、教师，比认为他们只是有不同工作的人更好也更真实。

这种即时性和联系也是双向的：与其他艺术家以更高层次的理解来交流，对艺术家是非常刺激的，更全面地参与世界也更有趣。

MB：当我们在事件发生时就记录的能力更强时，我们就会减少判断而看到更多?也许我们不会再我们自己和现实之间，强加对事情应该怎样的想法。

JD： 我打断下。事情是这样的：很多人都在这么做。然而，艺术家或摄影记者是通过视觉说话，因此他们可以将你用手机做的事提高到新的水平，因为他们不只是由于事 情发生了就去拍摄。作为一个艺术家,，只是...在画室发挥想象，你必须从内心深处挖掘;我能理解人们是如何的精疲力竭。但作为一位摄影师，你只要去你感 兴趣的某个地方，事情就在你眼前。

越来越多的艺术家,，包括埃罗尔·莫里斯 (Errol Morris)和班克斯，在这些变化发生时反映了这种变化。莫里斯的表演是公开拷问“体面的”、“标准的”或“权威”的图片、报道和各种各样记录的读物。 这些艺术家们揭开了我们期望找到“真相”的盖子，但有点令人震惊的是，在盖子下面却很少有真相。他们暗示，很有可能是你自己设定了真相。

MB：然后当你拍摄时你会怎么想?

TS：我在想相机能看到什么，什么是我想要看到的，我如何让相机看到我想看到的?

MB：你想让相机看什么?

TS： 嗯...有时你想看美丽的东西，或者你想看死海豚...很多事情。但你必须知道相机做什么和能做什么。你要不同思考。有时我想遇到那个女孩，或者我想拍一 个政治家的负面照片，因为我知道他会毁灭美国，或者那个警察，我见过的最坏的家伙，我想拍一张他看起来就是坏蛋的照片。

JD： 你不能审查你面前发生的事情;一个摄影师确实不能审查他们所看到的。你可以控制景深和拍摄速度，但你不能控制身外的东西。有次我去拍摄死鱼，我的朋友和我 就去找，当时太阳已经下山。我们无法忍受这种气味...你可能无法相信。但他说我在尖叫，他从没见过有人如此开心。我在享受这些时刻，光线...疯狂了， 很多不同种类的鱼，水看起来就像石油，一切都黏糊糊的，而你就像迷失在里面。

“观察者 效应”这个词有很多不同的内涵：在物理学上指的是观察现象本身引起的效应，例如测量时用的仪器;在IT领域，你可能会用相同的词来描述计算机内部日志如何 导致程序变慢。笔者认为，我们痴迷记录就有这样的效应，并随时间的推移而与日俱增。我们首先被观察行为所改变，就像看伦勃朗自画像的情形：所有人都在痴迷 地看。现在我们开始一次又一次被改变，像我们观察别人一样观察自己。作为记录的一起制作者和一起观察者看其他人;他们在观察时也在观察自己，我们在观察时 也是如此。

人类的自我意识在新的平面上成倍增长。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变得越来越像不断变得更复杂的系列写照，看到我们自己无穷的映像，一种被称为舞台布景的多样性快速版现象，目标物体描绘着自身。